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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兴市场无法与美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因此美元的垄断地位对新兴市场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虽说印度并未直接身陷全球金融危机之中，但仅卢比在一个月内就贬值了10%以上。在Subbarao看来，这暴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弱点：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印度对美元严重依赖，然而美国的决策者主要关心的是国内事务。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矛盾，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矛盾又被多次强化：
BIPM官方数据显示，100年间，各国保存的质量基准、BIPM官方作证基准与“大K”的一致性共发生了约0.05毫克的变化。但“大K”质量究竟变化了多少至今仍然是个谜。“用基本物理常数普朗克常数重新定义千克后，质量基本单位更加稳定，量值传递更加可靠，我们不必再考虑‘大K’质量是否发生变化，更不必担心‘大K’丢失、损坏可能给全球质量量值统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李正坤表示。
王小鲁：我觉得总体上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什么？首先来看看个税征收的现状，我们通常说个税的累进税率，从最低的3%到最高45%，虽然累进率很高，但这只适用于工薪所得，其他如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偶然所得等，并不包括在内，而且税率更低。再加上其他收入来源复杂，容易逃税漏税，就导致中高层次的工薪阶层税负重，其他高收入者税负轻。这样的分类征税其实并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当时这样设计可能有原因，因为工薪收入容易计算，便于征收。
界面新闻：当时你们采取了哪些调查技术手段来确认上述差距呢？王小鲁：首先要弄清楚统计数据为什么会偏低？当时，我国的收入分配信息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这两项调查是国内样本量最大、跟踪历史最久、覆盖面最广的调查。但是，当时国内各类收支调查，包括上述调查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低估了高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低估了收入差距。这不能说是因为调查方法不科学。他们的抽样方法、调查方法是符合统计学规范的。主要原因一是对高收入户调查特别困难，拒访率特别高，结果导致高收入样本漏失；二是高收入样本户对其收入的记载和陈述失真程度大，低报收入的情况很普遍。而这些调查都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没有对调查信息进行复核的机制和渠道，也就无法纠正调查数据的偏差。特别是当涉及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时，通过常规方法的收入调查很难获得真实信息。
场面有点尴尬。安科尔立即开口将画面拉回美国直播室里，“我们没有和马特连上线，等会儿我们再来连线。”推特上的网友因为这场乌龙，简直笑疯了。“这出现在刚刚的直播里！！！”↓“笑哭”↓“那是发胶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忽略你的摄像师同事”↓还有网友直接发图形容他看到此情此景的心情↓
尽管这些单位的大小不会发生变化——1千克还将是原来的1千克，但修订后的4个单位将与秒、米和坎德拉一起，共同提高国际单位制的整体稳定性和实用性。这是国际单位制自1960年创建以来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国际单位制的修订是科学进步的一座里程碑。”BIPM局长马丁·米尔顿表示，“用基本常数作为我们认识和定义质量、时间等自然界基本概念的基础，意味着我们在深化科学认知、推动技术进步、解决许多社会重大挑战方面的基础更加坚实了。”
